2025 感恩节致辞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
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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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BRK.A; BRK.B）——
2025年11月10日
今日，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将1800股A股转换为270万股B股，并将这些B股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获赠150万股，舍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和诺沃基金会（NoVo Foundation）各获赠40万股。上述捐赠已于今日完成交付。
以下是巴菲特先生致各位股东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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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股东
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再在年度股东大会上没完没了地讲话了。用英国人的说法，我要"沉默"了。
差不多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于年底正式执掌帅印。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不知疲倦的实干家，也是一位坦诚直率的沟通者。祝愿他长久任职。
我会继续通过每年的感恩节寄语，与各位股东和我的孩子们聊聊伯克希尔的事。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群体非常特别，他们在与境遇不如自己的人分享收获方面，大方得出奇。我很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今年请容我先回忆一番往事，之后再谈谈我所持伯克希尔股票的分配计划，最后分享几点商业和个人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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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将至，95岁还活着，这份运气让我既感恩又意外。年轻时，这可不像是一个能赢的赌注。小时候，我差点就没命了。
那是1938年，奥马哈的市民当时习惯把本地医院分为天主教医院和新教医院，在当时看来这种分法理所当然。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雷·霍茨（Harley Hotz）是一位和蔼的天主教徒，总是提着黑色医疗包上门出诊。霍茨医生管我叫"小船长"（Skipper），出诊费从来不收多少。1938年我闹了一次严重的肚子疼，霍茨医生上门看过，摸了摸肚子，告诉我到第二天早上就会好的。
然后他回家吃了晚饭，还打了会儿桥牌。但我那些有点古怪的症状始终让他放心不下，当晚稍后他便把我送去了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做了紧急阑尾切除手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像是住进了修女院，还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新"讲台"。我天生爱说话——没错，那时候就是——而修女们都很包容我。
更妙的是，我三年级的老师马德森小姐（Miss Madsen）让班上30个同学每人给我写一封信。男生的信我大概随手扔了，但女生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住院也有住院的好处嘛。
康复期间最令人难忘的——其实第一周大部分时间情况都很凶险——是我亲爱的伊迪姑姑（Aunt Edie）送给我的礼物。她带来了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立刻把照顾我的所有修女都按了指纹。（我大概是她们在圣凯瑟琳医院见到的第一个新教小孩，她们完全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
我的想法——当然纯属异想天开——是万一哪天有修女走上了歪路，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竟然漏掉了修女的指纹。FBI和它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20世纪30年代已是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我幻想着胡佛先生会亲自来到奥马哈，检视我这份无价的珍藏。我还进一步幻想，我和胡佛会迅速锁定并逮捕那位误入歧途的修女。全国成名似乎指日可待。
不用说，我的幻想从未成真。但讽刺的是，多年后事实证明，我当初应该给胡佛本人按指纹才对——他最终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
嗯，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奥马哈，那时候我和朋友们最心心念念的就是雪橇、自行车、棒球手套和电动小火车。让我再聊聊那个年代的另外几个孩子吧——他们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长大，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可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认识他们。
先说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我64年的至交好友。20世纪30年代，查理住的地方离我1958年买下并一直住到现在的房子只隔一个街区。
早年，我和查理的结识差了那么一丁点。查理比我大六岁零八个月，1940年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干10个小时赚2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深入骨髓的传统。）第二年我也在那家店做过类似的活，但直到1959年才第一次见到查理——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结束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随即永久定居加州。但查理始终说，奥马哈的早年时光塑造了他的人生。60多年来，查理对我的影响无人能及，他既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贴心的"老大哥"。我们有过分歧，但从未吵过架。"我早跟你说过吧"这种话，从未出现在他的字典里。
1958年，我买下了自己第一套也是唯一的房子。当然是在奥马哈——离我成长的地方（宽泛地说）大约两英里，离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大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工作了64年的办公楼也就六七分钟。
再说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1968年，斯坦把《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了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之邀搬到了布法罗。伯克希尔旗下的《布法罗晚报》（Buffalo Evening News）当时正与早报竞争对手殊死搏斗，对方独占了布法罗唯一的周日版报纸。而我们正在落败。
斯坦最终打造出了我们的全新周日版，此后好几年，这份曾经大量失血的报纸，基于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实现了每年超过100%的税前回报率。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笔钱对伯克希尔可不是小数目。
斯坦就住在离我家大约五个街区的地方。他的邻居之一是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大家应该还记得，1999年正是沃尔特将中美能源（MidAmerican Energy）带到了伯克希尔。在2021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是伯克希尔一位极有价值的董事，也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数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奥马哈乃至整个州都留下了他的深深印记。
沃尔特曾就读于本森中学（Benson High School），我原本也该去那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出人意料地击败了一位连任四届的在任议员，当选了国会议员。人生处处是意外。
等等，还没完呢。
1959年，唐·基奥（Don Keough）和他年轻的一家人住在我家正对面，距离芒格家曾经的住所大约100码。唐当时还是个咖啡推销员，但命中注定要成为可口可乐（Coca-Cola）的总裁，以及伯克希尔一位尽心尽力的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年薪只有1.2万美元，却要和妻子米基（Mickie）一起养育五个孩子，个个都要上天主教学校（这意味着需要缴纳学费）。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好朋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早年他娶了米基，一个奥马哈姑娘。加入可口可乐后，唐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传奇人物。
1985年，唐时任可口可乐总裁，公司推出了命运多舛的"新可乐"（New Coke）。唐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恢复了"老"可乐的生产。之所以改弦更张，是因为唐说当时寄到可口可乐的信件中，凡是抬头写着"首席白痴"的，都被径直送到了他的桌上。他那篇"撤回"演讲堪称经典，在YouTube上至今可以看到。他坦然承认，可口可乐这个产品归根结底是属于公众的，而不是属于公司的。此后，销量飙升。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上看到对唐的一次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也有几期同样精彩的节目。）和查理·芒格一样，唐一辈子都是个中西部男孩——热情、友善，骨子里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
最后还有阿吉特·贾恩（Ajit Jain），他在印度出生长大；以及即将出任首席执行官的加拿大人格雷格·阿贝尔，两人都在20世纪末在奥马哈住过好几年。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上，离我家只隔几个街区，但当时我们竟然从未碰过面。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的有什么神奇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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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几岁时在华盛顿特区住了几年（当时我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又在曼哈顿找了一份自以为会干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瑞·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交了许多终身好友。纽约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至今依然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一年半之后，我就回到了奥马哈，此后再也没有离开。
后来，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好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上公立学校，而且都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1921届）、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Susie，1950届）、查理、斯坦·利普西、欧文和罗恩·布卢姆金（Irv and Ron Blumkin，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店发展壮大的关键人物），还有杰克·林沃尔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办了国民赔偿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这家公司后来成了我们庞大财产意外险业务的根基——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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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优秀的公司、优秀的学校、优秀的医疗机构，每一处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出色的人才。但我觉得自己格外幸运：能在奥马哈结交许多一辈子的朋友，遇到我的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年少时就认识许多有趣、友善的奥马哈大人，还在内布拉斯加州国民警卫队里交到各种各样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顾过去，我觉得正因为扎根在奥马哈，伯克希尔和我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做得更好。美国的中心地带，是一个出生、养家、创业的好地方。纯粹靠运气，我一出生就抽到了一根不可思议的长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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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说说我这把高龄吧。我的基因算不上出众——在我之前，家族有记录的最长寿纪录（当然，越往前追溯，家族纪录就越模糊）只有92岁。但我有幸一直拥有睿智、友善、尽心尽力的奥马哈医生，从哈雷·霍茨开始，一直到今天。至少有三次，医生救了我的命，而且每次救我的医生都在离我家几英里的范围之内。（不过，我已经不再给护士按指纹了。95岁的人可以有不少怪癖......但凡事总有个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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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到高龄的人，需要巨大的运气——每天都要躲过脚下的香蕉皮、自然灾害、醉驾或分神的司机、闪电，你说什么都有。
但幸运女神善变，而且——找不到更贴切的词了——极度不公。很多时候，我们的领袖和富人得到的运气远超他们应得的份额——而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朝继承人，一离开母体就已经实现了终身财务自由，而另一些人降临世间，却要在童年就面对地狱般的处境，更糟的是，还可能承受身体或精神上的残疾，那些我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被剥夺殆尽。在世界上许多人口稠密的地方，我很可能会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会更惨。
我1930年出生，身体健康，智力还行，白人，男性，生在美国。天哪！感谢幸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和我一样聪明，性格还比我好，但她们面对的前景却截然不同。幸运女神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常来串门，但她有更重要的事要忙，不会一直照顾90多岁的老人。运气也有用完的时候。
相比之下，时光老人却随着我年岁渐长，对我越来越"感兴趣"。而他从未败过；在他的记分牌上，每个人最终都是他的"胜绩"。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全都在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光老人已经来到了你家附近。
我步入老年算是比较晚的——每个人衰老的节奏差异很大——但一旦开始，就无法否认了。
令我意外的是，我总体感觉还不错。虽然走路慢了，读东西也越来越费劲，但我每周仍然有五天去办公室，和一群了不起的同事一起工作。偶尔，我还能想到一个有用的主意，或者有人带着我们原本可能接触不到的合作机会找上门来。受伯克希尔的体量和当前市场水平所限，好点子确实不多——但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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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意料之外的长寿，对我的家庭和慈善目标的实现，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让我细说一下。
我的孩子们都已经过了正常退休年龄，分别是72岁、70岁和67岁。要打赌说他们三个——眼下在许多方面正处于巅峰——都能像我一样幸运地延缓衰老，恐怕不太靠谱。为了提高他们在替代受托人接手之前就能处置完我几乎全部遗产的概率，我需要加快在有生之年向他们各自管理的三家基金会捐赠的步伐。我的孩子们如今在经验和智慧方面正值黄金时期，尚未步入老年。这段"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调整方向很容易做到。不过还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股，直到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对格雷格建立起信心——就像他们长期以来对查理和我的那种信任。这种信任应该不会太久。我的孩子们已经百分百支持格雷格，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是。
三个孩子如今都已具备成熟的心智、出色的头脑、充沛的精力和敏锐的直觉，足以妥善分配一大笔财富。他们还有一个优势——等我走了很久之后，他们仍然活着，必要时可以根据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变化，采取前瞻性或应变性的策略。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周围一个巨变的世界。"死后遥控"的记录向来不佳，我也从未有过这种冲动。
幸运的是，三个孩子的基因都以他们母亲的为主。随着岁月流逝，我也慢慢成为了他们思想和行为上更好的榜样。但我永远也赶不上他们的母亲。
我为孩子们指定了三位替代受托人，以防任何一个人过早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替代受托人之间没有排序，也不专属于某个孩子。这三位都是品格出众、通达世事的人，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我已经向孩子们保证过，他们不必创造奇迹，也不必害怕失败或挫折。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我自己也经历过不少。他们只需要比政府行为和/或私人慈善通常所取得的成果稍有改进就好，同时也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同样各有不足。
早年，我构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虽然我很固执，但这些计划最终都被证明不可行。这么多年来，我也见过许多欠考虑的财富转移——有政客操弄的，有豪门继承人搞的，没错，也有无能或古怪的慈善家搞砸的。
只要我的孩子们能把事情做好，他们就可以确信，他们的母亲和我都会感到欣慰。他们天性善良，而且每个人都从当初很小的金额做起，经过多年实践，如今每年不定期增加到超过5亿美元的捐赠规模。
三个人都愿意长时间工作来帮助他人，各有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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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快向孩子们管理的基金会进行生前捐赠，绝不意味着我对伯克希尔的前景有任何看法上的改变。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我当初认为他应该成为伯克希尔下一任首席执行官时对他的高度期望。他对我们许多业务和人员的了解如今远超过我，而且在很多首席执行官想都不会想到的问题上，他学得飞快。不管是首席执行官、管理顾问、学者还是政府官员——你说什么都行——我想不出有谁比格雷格更适合管理你的钱和我的钱。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财产意外险业务的上行潜力和风险的理解，远远超过许多资深的财产意外险高管。我希望他能健健康康地再干几十年。运气稍好的话，伯克希尔在下个世纪可能只需要五六位首席执行官。我们尤其应该避免那些打算65岁退休、追求炫耀式财富或想要创立家族王朝的人。
有一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现实：偶尔，母公司或子公司一位出色且忠诚的首席执行官会患上痴呆症、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使人衰弱的长期疾病。查理和我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却都没有采取行动。这种不作为可能是天大的错误。董事会必须对首席执行官层面出现这种情况保持警觉，首席执行官也必须关注子公司层面的此类风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几家大公司过去的例子。我能给出的建议只有：董事们应当保持警觉，敢于发声。
我这一生中，有改革者试图通过要求公开首席执行官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来让老板们难堪。委托书的篇幅随即从过去的20来页暴涨到100多页。
但好心办了坏事，反而适得其反。根据我的大量观察，A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看到B公司竞争对手的薪酬后，会巧妙地向自己的董事会暗示他应该拿得更多。当然，他也会给董事们加薪，并且仔细挑选薪酬委员会的人选。新规则带来的不是节制，而是攀比。
薪酬攀升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让那些已经非常富有的首席执行官感到不爽的——他们毕竟也是人——是别的首席执行官变得更富。嫉妒和贪婪向来形影不离。又有哪个顾问曾经建议大幅削减首席执行官或董事的薪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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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业务的前景略优于平均水平，核心靠的是几项规模可观且彼此不相关的优质资产。不过，一二十年后，肯定会有许多公司的表现超过伯克希尔；我们的体量本身就是一种拖累。
在我所知道的所有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概率最低。而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对股东利益的重视程度，几乎超过了我所熟悉的任何一家公司（我见过的可不少）。最后，伯克希尔的经营方式将始终确保它是美国的一笔优质资产，坚决避免任何可能使其沦为依附者的活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管理者理应变得相当富有——他们承担着重大责任——但他们不会追求王朝式或炫耀式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变幻莫测地波动，偶尔可能暴跌50%左右——在现任管理层的60年任期中，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三次。不要绝望：美国会回来的，伯克希尔的股票也会。
这或许有点自卖自夸，但我很高兴地说，人生下半场让我感觉比上半场好。我的建议是：别为过去的错误自怨自艾——至少从中学到点什么，然后继续前行。改进永远不嫌晚。找到对的榜样，然后学习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开始；他是最好的榜样。
还记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吗？就是后来因诺贝尔奖而闻名于世的那位。据说他弟弟去世时，一家报纸搞混了，误刊了他本人的讣告。他看了之后大为震惊，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行为方式。
别指望报社犯这种错误：先想好你希望自己的讣告上怎么写，然后用一生去配得上那样的评价。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铺天盖地的关注或掌握政府大权。当你以千万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去帮助别人时，你就是在帮助这个世界。善良不花一分钱，却无价。不管你信不信教，"黄金法则"作为行为准则都很难被超越。
写下这些话的我，曾无数次欠缺考虑，犯过许多错误，但也非常幸运地从一些了不起的朋友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一个更好的人（当然离完美还差得远）。请记住：保洁阿姨和董事长一样，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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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所有读到这封信的人感恩节快乐。没错，连那些"混蛋"也包括在内；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为你最大化了机遇。但它在分配回报时——这是不可避免的——往往变幻无常，有时甚至带着几分私心。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然后用心效仿。你永远做不到完美，但你永远可以变得更好。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多元化经营活动，涵盖保险与再保险、公用事业与能源、铁路货运、制造业、服务业及零售业等领域。公司普通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BRK.A和BRK.B。
—— 完 ——
联系方式
马克·D·汉布格（Marc D. Hamburg）
电话：402-346-1400